在几个月前的伊斯坦布尔之行前，我觉得我不可能走进一个电影院的洗手间里，看到墙上排开的小小屏幕里播放着时装走秀的片子。但是那时候，我的生活是闭塞的，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小小屏幕排满通往影厅的扶梯。当我造访伊斯坦布尔尼萨塔西（Nisantasi）区城市商场的时候，每一层楼都贴出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的热门主题曲；而影院大厅旁边的洗手间门前是真人尺寸的《史密斯夫妇》（Mr. and Mrs.Smith）的主演布拉德·皮特和安吉丽娜·茱莉。
在俯瞰城市灯光的沙发上，在晒黑沙龙里晒黑的孩子们在蓝色灯光的鸡尾酒吧台前横七竖八地躺着。我说的可不是在另一角上的卖提拉米苏的咖啡吧或者那些售卖曲奇和哈根达斯冰淇淋的普通零食吧。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些时髦的少年不是来这里看《全民公敌》（Public Enemies）或者《前女友们的幽灵》（Ghosts of Girlfriends Past）。他们是为了来这个电影院大厅而来到这里的。
我对伊斯坦布尔，这座2010 年欧洲文化之都之一、自称“欧洲最酷的城市”早有耳闻。它的确是最难以理解的城市之一。在这个国家的中心98％的人信仰伊斯兰教，但是却越来越因为这里的“西瓜马天尼”出名。这里的蓝色清真寺拥有一个液晶屏幕闪烁着巴黎和东京的时间。土耳其最繁华的大都市拥有除纽约、莫斯科和伦敦之外世界上最多的亿万富翁。而当我前往伊斯坦公园购物中心（Istinye Park Mall）的时候，我就是来看阿斯顿马丁DB9 和宾利挤满阿玛尼、古奇、路易威登、迪奥等大牌排列的金碧辉煌的大街。对于我那些在纽约时尚圈的朋友来说，对很多骄傲的伊斯坦布尔人来说，这座城市是伊斯兰世界与全球订单相遇的地方，它是一座桥，真正意义上和象征意义上的桥，将欧洲与亚洲边界连接起来。
然而我还是没有准备好迎接这无处不在的炫目光彩。我在城市生活影院（CitylifeCinema）看完马修·麦康纳（MatthewMcConaughey） 的轻声缠绵情话之后，走过街来到索法酒店（Sofa Hotel）。一进到电梯里，我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如同幻觉一般的灯光秀里，电梯每停一层，一种新颜色便透过透明的墙壁射进来。当我往回朝城市中心走的时候，我看到一个从头到脚包裹穆斯林长袍的女人走进一家星巴克买一杯名叫土耳其欢乐的咖啡味果冻。
这天早些时候在大巴扎（Grand Bazaar）里，我甚至还看到写有“巴尔的摩大学”字样的奇怪地毯。
我们这些外国人喜欢说伊斯坦布尔是世界上唯一一座一边在亚洲，一边在欧洲的城市。然而，如文笔极好的伊斯坦布尔之子奥尔汗·帕穆克（Orhan Pamuk）在其令人深思的回忆录《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Istanbul: Memories andthe City）中所说，伊斯坦布尔的真正核心实际存在于旧世界（通常是当地的伊斯兰世界）与新世界（通常是西方的世俗世界）的分歧之中。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紧张：我看场电影都需要过安检门才行。而帕穆克本人，虽然是现代最有名的土耳其人，也因为仅仅提到他的国家在1915 年对亚美尼亚人的粗暴对待而获刑入狱。之后第二年，他就被授予了诺贝尔文学奖，也许算是一种“回应”吧。
但伊斯坦布尔今天的迷人之处在于它看起来好像是你所了解的那个外在世界的浓缩的、有生命力的样板。一天早晨，我在天刚要蒙蒙亮的时候醒来，我能听见每一座宣礼塔向伊斯兰祷告者发出的召唤声音，甚至我还能隐约听到最新的嘻哈音乐在大街小巷里震动。当夜幕降临，我上床睡觉的时候，还是这一对似乎不可能的组合，两种对抗的声音一同传来，激烈碰撞。 我一直都是个世界人：我出生在英格兰，父母是印度人，长在加利福尼亚，但现在生活在日本；于是乎，在我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一直在寻找世界上那些如我一般，努力将迥然不同的文化与身份合为一体去创造一个如彩色玻璃般整体的地方。伊斯坦布尔对很多人拥有巨大吸引力是因为它纷繁复杂、层次丰富的历史，包括这里的女眷闺房、清真寺、墓地，还有巴扎。但是对我来说，这里是作为一幅未来的图像而令人神往。
所以奥巴马总统上任不到三个月就访问这里一点儿都不出我的意料。当我走进圣索菲亚大教堂这座由圣母院变成的清真寺变成的博物馆的时候，迎面而来的是一幅奥巴马总统的照片，他的头低着，充满敬意。
20 多年后重游故地，我进城的第一分钟便感受到了令伊斯坦布尔成为最热门旅行目的地的那种当代兴奋感觉。围绕着奥塔科伊清真寺（OrtakoyMosque）狭窄的鹅卵石街道在周六晚上人山人海，都快到午夜了，还是难以前行。小男孩们放飞荧光蓝色的纸蜻蜓，如同自家做的焰火；而在安吉里克（Angelique）夜总会，穿着超短裙，染着亮金色头发，如同夏奇拉模样的当地小姑娘们三五成群地从一身黑色打扮的门卫保安身边走过。一个小摊上提供塔罗牌算命和文身服务，小摊后面就是博斯普鲁斯大桥。大桥沐浴在红色、蓝色、黄色变幻的光亮中，看上去像一个巨大的彩虹圈玩具，而不是链接两块大陆的主干道。
这座城市今天特有的愿景与信心一部分来自于这里曾经三度成为世界的中心。多少个世纪里，这座城市明白如何同北边的俄国，东边的伊朗，身后的中亚和无所不在的欧洲进行交流与贸易。
不像迪拜或者阿布扎比，这里能够与未来精确对接，因为这里有着对于过去丰富的感知，还有对于文化与历史轮回的深刻领悟。我走进香料巴扎，看见液晶屏上的日语标志，然而那里的商人都在用法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快速交谈着，同时还能用英语高声叫出，“对不起，女士，这都快白给您了！”一天早上，几颗雨滴刚刚从天空飘落下来，我便看见无所不能的当地人站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附近的旅游巴士车门口兜售雨伞。苏丹艾哈迈德（Sultanahmet）老城背包客区最为常见的男女是那些光彩照人的韩国姑娘和刚刚俘获她们芳心、穿着皮夹克揽着她们的土耳其小伙子。
在他们周围，重新装修过的奥托曼帝国时代精品酒店已经从1986 年我来到这里时的几家增加到了现在的二百多家。它们无时无处不在用看起来自然的优雅让我想起孟买或上海这样的城市，能够从每一次跌落中爬起来，并跟上时代的步伐。就算地下水宫殿（BasilicaCistern）里黑漆漆的6 世纪洞穴如今也被夜总会般的七彩灯光所照亮，美杜莎石柱边绕梁三日是与之格格不入的流行乐曲。
而亚洲一侧的火爆意大利时尚广告和欧洲一侧晚上9 点开始把地毯铺在街边兜售玩具和电动剃须刀的精明商人让这座城市看起来有些急迫，好像是它正在通往成为下一个追赶潮流却一直深受其苦的贝鲁特的路上。直到今天，土耳其超过97% 在亚洲，这让伊斯坦布尔与众不同，成为了一座灯塔。而这座1920年只有50 万灵魂的城市，如今不得不承载25 倍于当年的人口。人们从小亚细亚涌来，也许并不确定如果他们的最大城市带来赚钱机会的同时也带给他们世俗的价值观时，这一切究竟值不值得拥抱。 我在的那些天，报纸上都在谈论于斯屈达尔（Uskudar）地区的一座新的“时髦”的清真寺。据说是第一座由女性设计的此类建筑。但是应该能够猜到，除了那些外来面孔之外，这个国家的沉默多数仍然觉得“时髦”与清真寺这两件事背道而驰。
今天来到伊斯坦布尔就是要看看世界上所有快速发展的古老城市所面临的重大问题，那就是要同时实现与世界接轨，并保持自身特质的两难问题。在土耳其的这座最大城市里，背景环境似乎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激烈，也更具有讽喻意味。我在一座名为伊斯帕尔塔（Isparta）的小城，通过这里的美国老师问一个班级的同学他们是如何看待伊斯坦布尔。一个土耳其学生回答说，“这里是西方世界的最东端，东方世界的最西端。”其实他应该补充说这会同时带来融合与冲突。
我意识到，如果来到这座地球上最古老，最神秘的城市之一只是为了寻找能够从加州或东京轻易找到的东西，那就有点不合情理了。于是，在奥塔科伊（Ortakoy） 停留一晚之后， 我便不遗余力地开始寻访尽可能多的古伊斯坦布尔的样子。我叫了一辆出租车，来到这个地区最神圣的地方，艾郁普苏丹清真寺（Eypu Sultan Mosque）。当我看到在这座据说安葬了先知默罕默德的朋友阿布·艾优卜·安撒里（Abu Ayyub al-Ansari）的清真寺外虔诚的妇女在啜泣的时候，我感到内心当中的什么东西在震颤着。我来到位于赛马场（Hippodrome）旁边、蓝色清真寺对面的土耳其与伊斯兰教艺术博物馆（Turkish and IslamicArts Museum）, 发现博物馆所在的这座五百年历史的宫殿本身就是与其中收藏的文物一样杰出的艺术品。
我不止一次地在等待渡轮的无聊时间里溜到街对面的香料巴扎，在附近狭窄的购物巷子里游逛，走到最隐蔽的台阶处发现台阶上方是精致的、没有那么多游客的鲁斯坦帕夏清真寺（RustemPasha Mosque），这是这座城市的瑰宝之一。 一天早上，我只身来到托卡比皇宫（Topkapi）。我来得特别早，好让自己能够几乎独享女眷闺房和精美绝伦的花园。
这里太美了，惊叹不已的我在4 天之后同样的时间又来了一次。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住在苏丹艾哈迈德，徜徉在昏暗灯光照着的小巷子里，在索科卢清真寺（Sokollu Mosque）关门前的几分钟短暂造访，迷失在阡陌交错如迷宫般的街道里，哪怕是距离旅游区很近的地方，这些街道仍然保留着古老而极具异域风情的地方所具有的那种召唤力量和神秘感，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充满魔力了!
我虽然感受到古代美感的瞬间，却一直在拼命想伊斯坦布尔在土耳其人眼中的模样，对于土耳其人来说，伊斯坦布尔是美好未来的样子。如果外国人总是被这里的“土耳其”元素所吸引，那从本国蜂拥而来的土耳其人则是被所有看起来前卫而国际化的东西吸引到这里的。我问到的一个学生告诉我：“用土耳其人的话说，‘伊斯坦布尔是寸土寸金的地方。’”在那些黄金地段的精品店和餐厅周围的确能看到寸土寸金的感觉。在苏丹艾哈迈德的蓝色清真寺对过停留之后，我搬到了尼萨塔西附近的本特利酒店（Bentley Hotel），大堂里是黑白色的极简主义风格，桌子上摆放着来自瑞典的时尚杂志。前台旁边一封镶有边框的感谢信来自于最近与教皇一同出行下榻此间酒店的一名红衣主教。入住到这里的一间设计师作品客房后，我坐上出租车来到伊斯坦布尔现代艺术馆（IstanbulModern）。这里个性张扬的油画大声表达着今天的土耳其拒绝外国人眼中那种陈腐印象。
夏天里暖风袭人，热闹非凡，我坐上一艘游览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游船，当我们经过岸边排列的水畔度假别墅的时候， 我一下子想起来“ 富有” 与“ 格调”并非这里的新生事物。小说家古斯塔夫· 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50 年造访此地时曾说过，一个世纪后的伊斯坦布尔将成为世界之都。在凝神屏气欣赏完岸边豪宅之后，我在耶尼科（Yenikoy）下了船，沿着与海岸平行的单车道公路，坐着巴士朝城里出发。
公路蜿蜒穿过碧蓝色背景下一串如珠宝般的小村庄, 让我感觉好像在法国尼斯或圣特罗佩附近。在萨基普·萨班哲博物馆（Sakip Sabanci Museum），我看到幸运的伊斯坦布尔人躺在博物馆的草坪上，听着现场爵士音乐，穿着POLO 衫的男人们漫不经心地挑选着切好的西瓜。 博物馆的优雅餐厅曾在2007 年被《壁纸杂志》（Wallpaper）评为世界上最热门新餐厅之一。我往南走了一会儿，来到毕比克（Bebek），迈步进入一家星巴克，发现这里有一个漂亮的露台正对博斯普鲁斯海峡，一张咖啡桌上摊开一本《连线》（Wired）杂志。
我看着小船在白色的圆顶间上下起伏，汽车行驶过面前一座壮美的吊桥，这让我看起来好像来到旧金山附近的某个迷人小镇。在不远处, 阿纳伏特柯伊（Arnavutkoy）的古老木房子里，时髦的男女在摆满鲜艳花朵的露台上吃饭，就像是很多土耳其农村年轻人眼中美好生活的样子。
“2007 年的时候，土耳其深植于伊斯兰教传统的当选政党表示将继续维持1923 年凯末尔·阿塔蒂尔克（KemalAtaturk）建立的世俗主义共和国。土耳其就是在从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矛盾中走了过来。”加利福尼亚州一名政治科学教授告诉我说。并且土耳其还经历了更加似是而非的情况，就是这个国家的军队坚决保护非教会政权，没有把新政府强行赶下台。我的一位中东问题专家朋友说，如果土耳其能够保持这样的一种平衡，他就对这个国家有很强的信心。但是，从文化层面上说，整个国家都如同在走钢丝一样。
实际上就在我到达的三周以前，这座城市刚刚实施了禁止在咖啡馆和餐厅吸烟的规定。这看起来就好像在巴黎禁饮红葡萄酒，在北京街头禁食炸酱面一般。等我走在城里的时候，愤怒的商户已经开始在大街上组织声势浩大的抗议行动了，宣称这样的禁令让他们损失了高达八成的生意。而对那些热爱伊斯坦布尔的人来说，这个小小的改变似乎是一座城市急于证明自己有多欧洲范儿，多现代化的症状，即使它的内心，它的性格仍然与其东方渊源极其密不可分。
“伊斯坦布尔一直以来都是粗犷生活的代名词，从马路杀手式驾驶和张着大嘴的公路大坑到拳脚相向的街头斗殴和烟雾缭绕的茶社。”尼格尔·麦克吉尔克莱斯特（Nigel McGilchrist）如是说。
他部分时间在土耳其生活，是《希腊岛屿蓝宝书》（Blue Guide to the GreekIslands）的作者。他同我讲起他已经了解了30 多年的这座城市时说：“这不是比利时，也不是英国格洛斯特郡郊野；这里是西方世界里最像印度的地方。”当然，尽管土耳其珍视其几乎延续半个世纪，想正式成为欧洲一部分的愿望，但是它似乎也不太愿意撇下其至今仍骄傲延续的古国身份。
几百年来，伊斯坦布尔一直吸引着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在巴拉特（Balat）和非内尔（Fener）这样的地方，正是这些人的存在才让街头有了味道。但这些族裔都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到“土耳其性格”，也没有改变这座城市的自我意识。在各处游访了一个星期之后，我意识到我没有见到一个在酒店或餐厅或咖啡馆工作的女性。
“ 我担心，” 麦克吉尔克莱斯特接着说，“土耳其想要变成陈腐官僚的欧洲风格，没有真正接受任何重要的、深层次的欧洲价值观，比如说尊重不满作者表达他们观点的权利。”当我走过拥有丰富英文书籍，堪与好莱坞的日落大道上众多书店比肩的鲁宾逊漂流记书店（Robinson CrusoeBookstore）的时候，当我坐在法提赫（Fatih）的正统教区，看到一位伊斯兰教长带领50 名苏菲派信徒伴随着铃鼓充满激情地鸣唱着“真主，真主，真主”的时候，我开始感觉到这城市的力量的确就在于它的下一步永远不可预料。伊斯坦布尔真正的本质似乎永远在争议之中，或者至少是在推移经过之中，就像那些不断交织行驶在水道上的船儿一样。当我准备离开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我觉得我在这里看到的长袍和头巾要比在叙利亚或埃及看到的还多，但是留着金色发辫的女人们还是会坐在阿斯玛里梅斯特（Asmalimescit）时髦的餐厅里慢悠悠品味20 美元一杯的大都会鸡尾酒。这里贫困的迹象要比我在雅加达或马拉喀什所习以为常的那种少得多；然而在流光溢彩的区域之外，伊斯坦布尔看起来并非一座富饶的城市，对于数百万不断涌来，却最后流落在乏味的大片公寓，没能实现他们所梦想的新生活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从数据上看，这里号称欧洲最安全的城市之一，但是却没有给我特别友好或热情的印象。在所有炫目的表象和市场里打折的叫卖之中，谨小慎微的伊斯坦布尔看起来好像古老存续的希腊与非常不同的巴基斯坦异域风情混合在一起的产物。
帕穆克在写道这座他一生都在探索的故乡时也一直十分谨慎。“这座城市的确在西化，”他写道，“但是真正的变化不及空谈那么快。”有一天，打回日本家里的电话线坏掉了24 小时。
在网吧里，我发现土耳其语键盘让我无法登录到美国在线网站。等我从入住的苏丹艾哈迈德这家还算豪华的酒店里退房的时候，一位殷勤的前台让我给他签一些小费。这可是我30 年旅行中碰到的头一遭。我照做了，但是当他把账单交回给我的时候，我发现他把小费金额偷偷加了一倍，因为他觉得我给的10% 还不足够。
在伊斯坦布尔的最后一晚，我决定把自己所有关于世界未来的观点和想法抛在一边。我决定不再去看苦行僧舞蹈表演；我也不会再溜进某个舞厅。我意识到，这个地方真正让我兴奋的就是那种不停的运动感，那种亚洲大城市能量在欧洲街道上奔放的感觉，让这整个地方看起来是一件一直在进行中的作品，令人陶醉。而没有哪里比在水上能更清楚地体现这种不同风格的融合了。
于是我在欧洲一侧的艾米诺努（Eminonu）登上了一艘渡轮，穿过水面来到亚洲的乌斯库达尔（Uskudar）。靠岸的时候，我穿过旋转栅栏门，转身，又花一块钱买了一张通过金角（GoldenHorn）回到欧洲的船票。太阳刚刚开始落山，傍晚的阳光把每个人的脸都变成了金色。情侣们在亮白色的木长椅上羞涩地谈情说爱，侍者们托着摆满橙汁和苹果茶的托盘从我们身边挤过。天色越来越暗了，我看见穿着高跟鞋的文员们从办公室摇晃着往家走，还有咯咯笑的女学生跟船上无处可藏的游客练习着她们的法语。我们所通过的每一座桥上都有人放线钓鱼，这是在香港和纽约的渡轮上从未见过的景象。
夜幕降临，倾斜的街道和高耸的宣礼塔变成了一种仙境，那是油画中的伊斯坦布尔。我在最后一站，艾郁普苏丹清真寺附近下了船，又买了一张回到亚洲卡德柯伊（Kadikoy）的船票。水面上有18 艘船交织行驶着，有的船被伴着船上晚餐的舞蹈的灯光所照亮，有的则是灰白头发，体魄健硕的船夫在驾驶着，船夫们刚毅的面孔和深色的衣服看上去更能代表一个更真实，少些舶来感的土耳其。
我们的一侧，博斯普鲁斯大桥又在变幻着红蓝黄的颜色；另一侧，苏丹艾哈迈德宣礼塔和清真寺在蓝黑色的天穹下亮起，看起来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神圣。
我在土耳其的亚洲一侧最后一次下船，离去时回望水面的另一边。我想，一旦你开始了解一个地方，所有关于旧的、新的、东方的、西方的评说都变得多余。就是其中的变化，就是它那种接近又溜走的样子，那就是你所需要的所有快乐。 |
